ag8害死人_浙大那些“亚洲唯一典藏”的丝路文献是怎么来的

 2020-01-11 19:35:48   热度:4671  

ag8害死人_浙大那些“亚洲唯一典藏”的丝路文献是怎么来的

ag8害死人,自《从敦煌到犁靬——浙江大学新获丝绸之路研究外文文献展(一)》开幕后,展览主办方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缪哲被问得最多的是——书是怎么收来的?

缪哲说,答案得追溯到4年前,那时浙江大学刚开始筹建艺术与考古图书馆,这些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,从全球范围内觅得的。如今,浙大关于丝路专题的外文图书收藏已经达到5000余种,是目前大陆高校最成体系的丝路研究外文特藏,保守估计,其中70%以上是第一次被大陆高校收藏。

事实上,在筹建艺术与考古图书馆之前,浙大并没有多少艺术考古方面的书籍馆藏,特别是海外出版的几乎没有。补缺的途径通常有两个:一是买新书,特别是近十年内出版的书,这比较好实现;二是购求图书馆需要但已经绝版的书,这就是件麻烦事了。缪哲说,首先要建立相关书目,也就是列出所需绝版书的“愿望清单”,然后再根据清单一一收集。但在收书过程中发现,如果想在全球范围内求购这些旧书,不仅耗时烧钱效率低,而且还无法确定书的品相,属于“理论上行,实际上不行”的方式。

后来,缪哲了解到近年美国一些学术机构流行的做法,即通过有经验的书商求购于拥有这些书的学者——他们或已亡故,或已终止学术研究,或由于种种原因需要变卖书籍——这样就可以一次性购买大量所需书籍,而且价格往往低廉。因为这些卖书的藏书家往往年事已高,不会调研珍本书的市场价,只会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报价。“把书一本本卖多是为了赚钱,但整批卖基本不是生意行为,一般是他要与这些书‘分手’了。”比如,缪哲最近打算从一个藏书家手中买1万6千种书,市场价大约要500万欧元,而现在谈下来只要230万欧元。

了解了这一购书模式,便可以理解此次展览图录“展览说明”一文中提到的:“最重要的四套分别由四位国际重要的学者建立——哈佛大学中亚考古学家兰博-卡尔劳夫斯基教授、波伦那-拉文纳大学(意大利)中亚西亚考古学家窦西教授、宾夕法尼亚大学伊朗考古学家戴森教授,德国考古院古典地中海考古学家格林教授”。这四位藏书家中,第一位已退休,第二位出于经济需要而出售其藏书,后两位则已驾鹤西去了。而这些藏书系统,确实是他们所在领域近百年来重要的研究成果。

缪哲记得,此次参展书目中最早收入囊中的,是埃里希·施密特所著的《波斯波里斯》(芝加哥,1953年至1970年,3册)和亚瑟·波普、菲利斯·艾克尔曼所著的《波斯艺术概览》(伦敦、纽约,1938年至1939年,6册)。四年前,缪哲与现在为浙大服务的书商洽谈合作时,在美国波士顿这名书商的店中,见到了这两种书。由于《波斯艺术概览》是书商的个人收藏,起初他并不愿意卖给缪哲。“我对他说,大批购书的合作可以再谈,但这两种书要先买。还劝他,你是开书店的,总有机会再买到这书的。他想了想,就同意了。”最后,两种书成了浙大与这家书商合作的开始。

《波斯艺术概览》(除署名外,图片均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提供)

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副馆长楼可程介绍,浙大收录的这些书在出版时就已是重要的学术资料,大多是大部头的样式,“书籍装帧、印刷水平等细节,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”。缪哲坦言,选书时他们一般不选择复刻本,“东西都在细节里,开本小了或者品质差了,要看的那些细节可能就都没了”。比如,《波斯艺术概览》一书,缪哲多年前就见过上世纪80年代由西方某出版社影印的简装版,原本6册的书被分装成11册。“我见过原版,感觉缩印版的图像非常不清晰,就决定要等等。”

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阿富汗史官布尔汗丁-库什卡奇-汗用波斯文所著的《阿富汗卡塔干省与巴达克山省的调查报告》一书上。在展览的“阿富汗”板块中,记者就见到了这本书两个不同版本的并置陈列,一本是1924年出版于喀布尔用波斯文石印的,另一本是1979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的marguerite reut法文译本,是影印本。以展示的两幅书中插页地图来看,影印本的质量比原版差了一截。令缪哲骄傲的是,这本书的波斯文原版,在浙大收藏前全球仅存两部,分藏于哈佛大学与伦敦亚非学院,“但两者皆缺少最后四页,浙大所藏此册是目前全球已知唯一完整的一部”。

以展示的《阿富汗卡塔干省与巴达克山省的调查报告》插页地图来看,法文影印本的质量比波斯文原版差了一截。(单颖文/摄)

缪哲介绍,此次“中国”板块陈列的书籍中,不少是获得自日本。在日本,有不少学者关注丝路艺术、考古方面的研究,并且比较系统地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。但由于在日本没有找到合适的代理书商,就只能通过朋友放出消息,告诉大家浙大在寻找哪些书籍。

一天,日本丸善书店一名研究西文珍本书的专家联系缪哲,说是知道某藏书家有一批关于中国西域、中亚的书,可能是浙大在寻找的。这批书包括了约翰·马歇尔的《塔克西拉:1913-1934年间奉印度政府之命在塔克西拉从事考古发掘的附图报告》(剑桥,1951年,初版。3册),还有展览中“中国”板块里斯坦因、伯希和、勒考克的著作,总共26种,而放眼全球与这部分考古有关的书总计也就30多种。缪哲上网搜索,发现曾有人花25万人民币买了勒考克的《高昌:皇家普鲁士探险团吐鲁番考察收获图录》(柏林,1913年,初版),而斯坦因的《西域:中亚与中国西陲探险报告》(牛津,1921,初版,5册)一书在美国旧书网络市场上开价约7万美金。也就是说,仅仅这两套书加起来要69万人民币。“按这个标准估价,26种书的总价就别算了。”缪哲笑道,后来通过一次次洽谈,又恰逢赶上去年的日元贬值,26种书才花了不到120万人民币。

另一次印象深刻的“捡便宜”,是在购买约翰·马歇尔、阿尔弗雷德·福歇所著《桑奇的纪念堂》(加尔各答,1942年,初版,3册)的时候。这本确立起考古标准的经典之作由于印数过少,在学界就像个传说,人人都知道,却没几个人见过。十多年前,学者扬之水曾想委托一个美国朋友买此书,朋友对她说:“你忘了它吧,这本书现在是一部轿车的价格呢!”三年前,缪哲去日本东京以旧书肆驰名的神保町区古书店一诚堂闲逛,竟然看到了这本书,激动得当时就想买下来。这本书开价10万元人民币,但一诚堂只收现金,缪哲急忙找银行取现,结果当地提款有限额,“死活弄不成,特别郁闷”。之后,每每一诚堂给他邮寄书目,他都会第一时间去查这本书还在不在。去年年底,一个在日本的朋友告诉缪哲,一诚堂在搞活动,“又降价又打折,这本书一下子跌到了3万6人民币!我当时就对他说,哥们,立即拿下!”

《桑奇的纪念堂》

当然,买书之路也留下不少遗憾。比如,缪哲曾看中“丝绸之路”一词的创建者、德国学者李希特霍芬的一套书,据线报某拍卖行要拍卖此书,3万英镑起拍,他让代理商出价3.5万英镑,最后被一个英国人以3.8万英镑的价格买走。“当时我非常后悔,觉得应该出4万英镑拍,但后来别人告诉我,对方志在必得,加价也不一定竞争得过。”再如,他一直在寻觅德国学者格林威德尔的一套书,有次终于见到了,对方开价1万美金,但由于缺了一册他便没买。

“其实,靠书商找学者买藏书一定会有缺漏,垒完了块儿还有些缝隙需要自己填。”缪哲说,但这个寻觅过程是最慢的活儿,“在市面上,可能10年都碰不到一本。”

“把专业的事交给专家决定,我们付钱就可以了。”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,这是他在分管浙大图书资源建设几年中,最有成就感的事之一。因为这批书都非常值得购藏,将成为浙大标志性的文献收集。他感到,在发展这个收藏的过程中,缪哲做的贡献最大,从搜寻、甄选、谈判、交易到最后入藏都全程参与。甚至今天,他依然记得2012年6月初,他和缪哲去波士顿书商那里现场签下协议的情形。缪哲坦言,与书商沟通并不简单,从选定合适的书目,到需要收集多大规模、何等品质、优先重点收哪些书等等,都要仔细探讨。同时,还要确定浙江大学在大陆拥有书目中书籍的优先获得权,书商不能坐地起价,同时提供的两批书中不能出现重本等细枝末节。截至目前,双方的合作都很顺利,罗卫东认为对方是“非常具有职业精神的书商”。

在罗卫东看来,最困难的是突破不理想的文化环境并做好平衡协调,平息质疑和异议。缪哲曾查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哈佛大学的经费情况,在总费用为38亿美金的运行费中,用于图书馆建设的费用为1.8亿,占4%以上。而同比浙大的总经费为70亿,按此比例用于图书馆的费用应在2.8亿左右,但实际购藏费用了不到4000万人民币,而浙大还是全国高校中给图书馆拨款最多的。“没有好的图书馆就没有好的大学建设,我们有没有提到这个高度?”罗卫东坦言,要拍板购下这几批藏书,确实并不容易。“入藏后,有不少海内外名校的著名学者闻讯专程到浙江大学来访书,如获至宝,这倒让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复杂感受。”

来源:文汇学人